大哥1946年出走，八年杳无音信。一日，叔伯老姐捎来一张纸条，上面写着大哥的名字还有在沈阳部队的地址。父亲接到纸条，立即去找老姐，问明情况。原来，老姐的小叔子到沈阳出差，在井沿遇到两个八路军，与他们攀谈，知道其中一个是大哥，暗记下部队在沈阳的地址。父亲大喜过望，把只有八十斤重的猪卖了作路费，登火车赶赴沈阳找到了大哥所在部队，以“母亲病重，卧床不起”的名义，为儿子请了半月探亲假。母亲见了离散八年的儿子抱头痛哭。父亲抓紧一切时间为儿子完婚。婚礼之前，大哥说应该向部队请示，父亲怕出差头，说什么也不允许。结婚三天后，假期已满，领着大嫂回了部队。临走时，大哥抱着母亲大哭一场。一年后，大哥被降级开除军籍，带着大嫂和刚出生的儿子，由部队派人遣送回乡。理由：一是违纪，在部队有女朋友，结婚未向部队报告；二是婚姻状况不向部队报告，在部队的女朋友服毒自杀且留下遗书，军事法庭判重婚罪。
父亲，为了兑现自己的诺言，把二十三岁的副连级“司药”拉回了历史的原点，推进了“监改”的深渊。从遣送时起，一直到死，都挣扎在令人窒息的苦难之中。
大哥已经去世了。离世前，把儿女叫到身边叮嘱，他死后不进祖坟，埋在土丘下。
我回故乡时，曾去祭拜。那里，十分寂静，孤独，一阵旋风夹着树叶和杂草从坟头卷过，仿佛用嘶哑的声音在讲述一个凄悯悲凉的故事。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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