一代君王在这里看到了一位超今越古的冷静者所创造出来的亘古末有的神奇力量,在这个神奇力量的统织下所呈现出来的和谐﹑安宁和祥瑞的景象。李治为这一景象得热泪盈眶。立马写下了“百忍义门”四个大字。从此,张氏家族就有了“百忍堂”。
百忍中蕴含着冷静,冷静中显露着百忍。忍一忍易,忍十忍难,忍百忍难上加难。忍百忍非超尘脱俗的冷静不可能做到。要做到忍百忍,必须学会冷静再冷静。若有一次的不冷静,先前的九十九忍之功都将尽弃。正如《百忍歌》所言：“百忍歌,歌百忍：仁者忍人所难忍；智者忍人所不忍。思前想后忍之方；装聋作哑忍之准。”“思前想后”是冷静的最好表现,“装聋作哑”更是冷静的最佳手法。难怪古人云：“不喑不聋,不成姑公”。正是一个冷静的“思前想后”和一个冷静的“装聋作哑”,创造了中华民族齐家史上“九世同居”的千古绝唱。
在唐朝时期,除了善于治家的张公艺之外,还有一位冷静和宽忍的人物,就是善于治国安邦的唐太宗李世民。李世民是大唐盛世的奠基者,他的“贞观之治”和后来的“开元盛世”为后人赞不绝口。“米烂成仓,路不拾遗,夜不闭户”更是让人津津乐道。李世民是一代圣帝明王,他在富国裕民方面成就很高,他的冷静和宽忍为这些成就的取得立下了赫赫之功。
在李世民的心中有三面镜子：一面是正衣冠的铜镜,一面是知兴衰的历史,一面是知得失的谏议大夫──魏征。自从有了魏征这面知得失的镜子之后,李世民越发冷静和理智了。因为,这面镜子同前两面镜子不一样,他是一面直言敢谏的有血有肉的镜子,他会主动地察照他的主人,随时随地将他主人的得与失、是与非、美与丑、善与恶毫不遮掩地说出来。正因为如此,李世民想不冷静都不行了。而这面镜子的取得却来之不易,差一点就交臂失之,但归根结底还是归功于李世民的冷静。
李世民虽贵为天子,但也毕竟是人体凡胎,是人都有冲动的一面,李世民亦不例外。玄武门之变就足以证明。正是这次惊心动魄的手足之变,让李世民学会了冷静。魏征原本是李建成的心腹干将,他曾劝说李建成先发制人,早绝后患。玄武门之变后,魏征被捕。李世民审魏征,问他是否有劝说李建成先下手这档子事,还问他为什么要在我们兄弟中挑拨离间,泰然自若的魏征不慌不忙地说：“只可惜你那优柔寡断的哥哥不听我的劝告,要不然,就不是现在这个样子。”李世民怒从心起,恨不得一剑把魏征截为两断,站立一旁的人都为魏征捏着一把汗。很快李世民从极度的愤怒中清醒过来,将自已的身心完全置于高度的冷静之中,思前想后,他颤抖的双手慢慢离开了那把沾满了无数敌人鲜血的利剑。他告诉自已:如这等直言无讳,忠贯白日,胆力过人之辈不能轻易杀戮,要为我所用,为天下苍生所用。死一人易,易如翻掌；活一人难,难上青天。况魏征文武全才,经天纬地,足智多谋,是治理大唐天下不可或缺的良才。李建成之所以抢先招罗了他,正是因为如此。如今我不能图一时之痛快而暴殄天物,以致遗恨终天。
由于李世民的冷静,魏征捡回了一条性命,同时李世民也获得了一件稀世珍宝──知得失的明镜；由于李世民的冷静,无有“宁肯错杀三千,也不愿放走一个”之心,朝庭启用了一大批曾跟随建成和元吉的有真才实干的官吏；由于李世民的冷静,无有“卧榻之旁,岂容他人鼾睡”之心,朝庭宽赦了一大批隋朝的遗老遗少,让他们做心悦诚服于大唐的子民；由于李世民的冷静,认定“水可载舟,亦可覆舟”之理,朝庭省役薄赋、宽刑轻法,让黎民休养生息；由于李世民的冷静,对外不极武穷兵而广结善缘。这一切都为大唐清明盛世的到来奠定了坚实的政治、经济和文化基础。
冷静能齐家,冷静也能治国,冷静更能平天下。
一九三八年是中华民族苦难深重的一年,日本侵略者的铁蹄自践踏了中国东北之后,又肆意蹂躏了我国的华北,华北沦陷,北京沦陷,南京沦陷,面对穷凶极恶和貌似强大的日本侵略者,很多中国人惶恐不安,茫然失措。于是有两种不利抗战的论调“速胜论”和“亡国论”在中国大地上盛行一时,搅得国人忧心忡忡。想趁早投降的有之,想同日寇决死一战的有之,仿佛只有趁早投降和决死一战这两种极不理智的冲动,才是化解眼前危机的最好办法。而这两种冲动其实正是日本军国主义分子所期望的：第一种冲动,拱手而降,俯首称臣。这是日本侵略者求之不得的。第二种冲动,速战速决,一决雌雄,这也是一种快速亡国灭种的冲动。因为装备精良和现代化的日军四处寻找中国军队的主力,力图一举歼灭,从而赢得更多的人力、物力和时间扩大其他亚洲战场上的战果。此时此刻,多灾多难的中华民族需要冷静了,这种需要比任何时候都显得尤为重要和迫不及待。如何让国人冷静,这一伟大而神圣的艰急任务,自然落到了中华民族的精英──中国人的肩上。
来源：未知