但更难忘的是那时在酒店吃到的菜肴，那也算是我一生中所享受到的难得的口福。菜肴不是酒店供应的。酒店里也出售菜肴，只是小碟发芽豆，猪头肉，凉拌海蜇之类，我们通常也要一两碟，所说的可称之为“口福”的，是小姑娘和妇女们提着食盒到酒店里来兜售的。这些都是地主家的妇女，烧的全是过去做给主人享用的家常美味，和通常餐馆供应的菜肴比起来别具一格，风味大异。餐馆里的菜肴大抵带一种无以名之只好称之为“市场味”的流行口味，犹如罐头食品那样规格一律，带有批量生产的统货味道，而这些妇女提来卖的却是精致的家常菜肴。苏州人是讲究吃食的，地主绅士等有钱人家尤精于食事，即使寻常菜肴也都精美别致。通常的红烧牛肉，鸡脯，虾球，葱烤鲫鱼等并不名贵的品色，滋味都各有与众不同的个性，和餐馆中的菜肴相比，一品味就觉得不是庸脂俗粉，真叫大快朵颐。价格也想不到的低廉，一小碟两条葱烤鲫鱼，只要一千五百元，即1954年改币制后的一角五分。牛肉，虾球，半边鸽子，和有松子和花生仁的肉圆，也都是一二千元，顶贵的不超过五千，即后来一角至五角。总之，两人对酌，花一万元（一元）就很丰富满意了。这些地主家的妇女和女孩子在土改后虽已没有质量较好的衣服，但都梳妆穿着整齐干净，言谈举止也很不俗，一副有教养的样子。现在屈身于“提篮小卖”，楚楚可怜，确也令人矜悯。一个小姑娘因为常买她的菜熟悉了，谈起来知道是初中学生，每天放了学才赶紧回家提菜出来卖。我给她点钱，她开头坚拒不收，我硬塞在她手里，才低声说：“多谢！”双眼泫然欲泪。她说她的菜都是“阿”（妈妈）烧的，并说她“阿”能整治整桌的酒菜，自然这点小菜不在话下。我们尝的是苏州大家巧妇的美食，这种机遇应当是空前绝后的，那些日子我们真过上了苏州地主饕餮家的生活。
隔壁是一家小面馆，喝罢酒以后，便叫那家面馆送一碗阳春面过来，就着下酒吃剩的菜下面，拍拍肚皮，万物皆备于我，于是带着微醺，慢慢地踱回宿舍。通常总是当我们经过北寺塔门口，院里吃罢饭的学友也稀稀落落地从报恩寺返回宿舍，在院里进晚餐的人顶多也只有半数。
稍事休息，便上街溜达，这回同行的都是同室的人，最终大抵是进戏院或书场。
熏青豆与文君当垆
我对京剧兴趣不大，而且苏州也不是看京剧的城市。当时只有一家开明大戏院，角色都不入流。只有一回碰上杨宝森到苏州演出，这才引起了政治研究院一群戏迷的兴趣。与我同宿舍的胡继瑗老先生更为兴致勃勃，还有一位圣约翰大学的年青教师孙若鉴，这名字中真没有把握说是记对了，只记得是胖胖的小伙，不到三十，是美国威斯康星大学的毕业生，那时刚回国不久。他却是当过票友，上过台的。知道杨宝森到苏州演出，怂恿着大家非去看不可，杨宝森演了十天，他一天不拉地看到底，连礼拜天也不回上海。
张维华教授不算戏迷，我和他联床，很谈得来，虽然早在抗战时候，我在成都时就认得他，但只是相识而已。这回一起在苏州，一谈起来，他的续弦夫人和我的妻子竟是高中时的同学，关系就陡然亲了一层。他那时大约五十来岁，可是却儿女情长，老是想念夫人。我就陪他消磨寂寞，书场他是没有兴趣的，语言就有障碍，于是晚上就陪他上戏院，蹩脚的角儿也照看不误，为的只是打发时光。
多次看戏，即使演员唱做不佳，我们也都大度能容，笑一下就算了。只有一次，演《古城会》，扮关公的红生唱笛腔时腔不圆不说，唱到半路竟断了气，呀呀了半天呀不了字。我们实在不能再忍耐，这才半中间退席，此后再也不进戏院。在我怂恿下，我们改上书场。
张维华从来没有进过书场，双档有情节的片段还能猜懂个大概，单档的开篇之类就不大听得懂唱的什么字眼，我就给他做翻译。听了几场以后也听出了味道，回来路上还别着山东腔学两句。书场似乎叫吴苑书场，名称也不大记得真了。那时书场里的气氛还和解放前一样，一张张方桌，盖碗茶，而且还有干果等小吃。其中一味熏青豆特别可口，这玩意也只有江浙一带才有。以至我们以后说上书场就叫“吃熏青豆去”。1957年和1980年我两次去山东和他会晤，还提“吃熏青豆”的旧事，他还说：“那豆真不错”。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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